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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1983年再次到瞭深圳。1984年一天，看到很多警察，還有很多圍觀的人，一打聽，原來是在為鄧小平的視察做準備。我隱隱感到中國要發生非常大的改變，當時心裡非常激動，覺得能做一番事業的機會可能來瞭！
盡管對企業傢的理解和身份認同有一個過程，但是到深圳之後我創業的目標卻很清晰，這個目標到現在也沒有改變，就是參照日本二戰之後崛起的企業比如索尼、松下等，它們對日本崛起起到瞭非常大的作用，萬科能不能也成為這樣的公司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？今年萬科已經創業30年瞭，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。但是今天的萬科也毫無疑問地有超出瞭我預期的地方，很多東西在過去是根本想不到的，比如說萬科現在的規模是想不到的，再比如2008年萬科和我遭遇的一系列輿論事件，我根本沒有想到萬科對行業的影響有那麼大，我的影響力有那麼大。2011年我出國留學這件事，在企業傢圈子裡面的影響也是超出我預料的。現在深圳商會裡有兩個英語學習小組，兩個小組可以PK，這裡面很多企業傢都是海歸。有一次美國西雅圖市長來訪，我用英文做瞭個演講，這些企業傢一看王石可以用英文演講，很驚奇，就覺得不能把英語這個交流工具丟掉。
到深圳時，最初很想在電子行業創業，萬科最早是做錄像機的，但是因為當時的政策限制，要有許可證，最後放棄瞭。為什麼我開始不喜歡房地產？因為房地產太粗放、太粗糙瞭，沒有技術含量。2000年之後，萬科開始探索做住宅產業化，後來在東莞成立瞭建築研究中心，我一回公司就去那兒看，那裡面有很多跟住宅有關的技術，比如工廠化生產房子的技術，節能環保、綠色建築、微生物降解垃圾等等技術。萬科在研發上也是有投入的，我一直有個理想，希望萬科成為一個房地產技術方面的公司。
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成功，不僅是因為在江戶時代的教育普及(江戶時代日本的文盲率隻有10%，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是90%)，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接受(代表西方文化的"蘭學"在日本盛行)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工商階層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，他們是支持明治維新的經濟力量。江戶時代之前，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國的還低，武士可以找理由拿他們試刀，殺死他們不用負責任。在江戶時代，已經出現瞭為商人來確定他們社會地位的哲學傢。比如說石田梅巖本身就是商人出身，最後他自己辦學自己講商人哲學，他在理論和哲學層面上，提高商人地位，也就是說商人賺錢就像武士治理好國傢、農民種田豐收的道理是一樣的，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無商不奸，士農工商，最後的才是商。實際上中國到瞭今天，也隻看到吳曉波[微博]從中國商業史的角度對商人和商業思想進行梳理和反思，但是真正從理論和哲學層面來談中國工商階層的地位的，現在還沒有。
我對技術一直非常感興趣。
新聞來源http://bj.house.sina.com.cn/news/2014-05-08/13302722480.shtml
我第一次知道深圳是1966年。那時文化大革命，我串聯到廣州，知道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、兩種制度，是個很神秘的地方。那時把深圳的"圳"字都念錯瞭，讀成瞭川，後來才糾正過來。
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醫生，當偵探，當戰地記者，沒想過做企業。現在我的好奇心依舊很重，我自己覺得自己的心態還很年輕，2008年我感到自己還像一個"青澀的蘋果"。現在我要感謝這個大時代，如果我早生20年，20多歲剛好趕上反右，我想我不是打擊右派就是要被打成右派，我絕對不會是中庸的。
我一直比較自豪的是，萬科的管理很規范，可以算是中國公司治理的標桿。1980年，在廣州的一次音樂會上，我認識瞭劉元生(萬科目前最大的自然人股東，持有1.5%的股票)。當時劉元生在香港的生意已經非常成功瞭，後來我們成瞭朋友，很多現代企業的管理理念都是從他那兒學到的，他對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。1980年代到瞭香港，我買瞭很多管理學的書，就知道現代企業制度、公司治理這些東西是怎麼回事瞭。
2011年我到哈佛做訪問學者，很多人認為這是我的第三次角色轉變(第一個是企業傢，第二個是登山傢)。從結果上看，它是的。2010年，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邀請我做客座教授，今年開始在北大EMBA做客座教授。從60歲到70歲，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做老師，但還不是學者。目前已經接受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邀請，準備去教書。劍橋也給我發瞭邀請，我拒絕瞭，一個是因為語言上還是有障礙，還有就是覺得自己在學術上的訓練還不夠。
那時也沒有企業傢的概念，就是學著做生意，當個商人。到深圳首先體現的是人性的解放，雖然我不清楚到底能做什麼，但要給自己一個選擇的權利，到能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，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。我一直對物質的東西並不太在乎，但是到瞭深圳就要考慮賺錢，不賺錢你怎麼證明自己？我可以賺錢，但是我並不喜歡賺錢，也不喜歡當商人。我對自己商人的定位掙紮瞭很長時間，一直掙紮到50歲之後。中國傳統文化裡總是說無商不奸，我骨子裡面也曾經是輕視商人的，我怎麼能看得起暴發戶呢？但是突然發現自己就成暴發戶瞭。1988年萬科改制上市的時候，為什麼我很快放棄瞭公司的股份，跟這些都是有關系的。
2008年以來，我一直在說萬科發展得太快瞭，不能強調量。量和質是一對矛盾，強調質的時候不能沒有量，但是量越大和質的矛盾就越突出。2010年萬科過瞭千億，量已經很大，如果還把量放在第一位的話，一定是會出問題的。所以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控制量和發展速度，而在質上下功夫，把住宅產業化、精裝修、綠色建築這些做好。從萬科發展的過程看，有些很有意思的東西。1997年，萬科成為國內最大的地產公司，並不是萬科的規模達到同行的最高水平，而是當時第一大的公司出瞭問題。10年之後，當時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美國帕爾迪因為金融危機又出瞭問題，萬科就成瞭全球最大的地產公司。這個邏輯好像是這樣的，別人出問題萬科成第一，那麼下次會不會萬科出問題別人成第一瞭？所以這幾年，萬科一直在強調發展質量。
這些年我走訪瞭很多獄中的企業傢，他們有的是被冤枉的，有的是罪有應得。看到他們，有時候我會想，下一個也許就是自己，會憂慮，畢竟我也是企業傢中的一員。看他們更多的是出於人道主義，他們即便是犯瞭罪，也總得有人關心，萬一自己某天到瞭這個地步，也希望有人來關心。
我在深圳施工半年就回廣州瞭，但是深圳老鄉每年春節會帶點魚之類的東西土地2胎案件怎麼貸款比較會過件來到廣州看我。1982年春節，老鄉突然帶著那時很少見的加州蛇果、新奇士橙來看我，他妻子還燙瞭一頭摩登的卷發--以前可都是插秧的農民，一下我就愣住瞭，受沖擊很大。我很好奇，專門到瞭深圳，一看就激動人心，到處是歡騰的工地，到處是車，在修路、平小山丘。從深圳回廣州，我立刻就辦瞭停薪留職。那時在機關，我是科員，知道這一生最多能做到副局級，已經能看到自己的追悼會是怎麼開的。我很不滿意現狀，覺得很委屈，想做點事業，卻不能發揮。我下海創業的動力就是對自己不滿意，想做一番事業，男子漢志在四方嘛。
到哈佛之後，我研究企業倫理，研究日本的江戶時代，發現我必須研究中國的傳統哲學，原來瞭解很少。那時我已經60歲瞭，我開始覺得自己很無知。我的求知欲很強，是因為我有自我認同焦慮，那就是我們這些企業傢到底扮演瞭什麼角色？這個階層到底是什麼狀態？它到底要往哪裡去？原來我沒有這麼焦慮，但是做研究時，越細想越焦慮。
萬科在管理上一直是向西方學習的，雖然這不意味著就沒有東方的東西，但在東西方融合上做得不夠好。比如2008年萬科降價，同行、消費者、政府都在指責。當時我非常不理解，這是很正常的市場行為，有什麼錯？降價消費者很生氣，漲價的時候怎麼不做聲？但是現在我理解瞭，中國的文化就是要同情弱者。同情弱者就一定是糟糕的嗎？不一定。西方鼓勵強者，個人主義盛行，未必就好。中國的文化能延續幾千年，一定有它的道理在裡面。日本的企業在東西方文化上的融合是非常好的，萬科現在有瞭這樣的認識，它的行為舉止和以前也會有不同。
我原來計劃70歲的時候再登珠峰，到瞭哈佛之後我就放棄瞭，因為我感到知識的這座高山比珠峰還要高。原本我的遊學計劃是3年，在哈佛1年，英國1年，耶路撒冷半年，伊斯坦佈爾半年。但是在哈佛現在待瞭2年半，我覺得其實需要4年，但是你老賴在那裡不走是不是準備弄個博士學位？我沒想拿。原來劍橋的計劃是1年，現在已經延到瞭兩年。照現在看，你說耶路撒冷怎麼可能半年呢？怎麼也得1年。所以我現在的學習計劃已經安排到瞭2017年。
其它行業早就解決瞭的問題，中國的房地產業到現在還沒有解決。比如說傢電行業、IT行業，它們的質量系統早就和國際接軌，成本控制也很好，你像蘋果的東西就是富士康生產的，到別處去生產成本就高。萬科一直在向制造業學習，如果真的實現瞭住宅產業化，在流水線上生產房子，其實也就改變瞭整個行業的生產方式。大規模蓋房子必須把誤差控制到最小，這隻有工業化手段能做到，這也是萬科做住宅產業化的初衷。此外，住宅產業化對環保節能有很大的作用。現在萬科的目標是2015年基本完成住宅產業化系統，2016年完成綠色建築系統，在這個基礎上，萬科才能真正實現持續穩定增長。如果這些做不到，萬科其它的連談都不要談。
在過去10年，萬科做住宅產業化非常艱難，因為這涉及到一個產業鏈，不是一傢公司想做就做的。住宅產業化並不是新東西，萬科的住宅產業化主要是向日本學的，但是全世界就是萬科一傢由發展商帶著設計公司、建築公司、部品供應公司做住宅產業化。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，萬科已經看到瞭曙光，現在全國有20多個城市的相關管理部門安排同行來學習萬科的住宅產業化。現在對環保的關註，讓住宅產業化越來越受重視。
最近，萬科建築研究中心要和美國宇航局(NASA)合作搞3D打印房子。很多人一聽覺得不可思議，房子怎麼能打印出來？其實3D打印房子也就是機器人蓋房子，就是自動化生產房子。一般3D打印噴的是塑料，但是這個噴的是砂漿之類的。現在這個技術處於實驗室階段，有3個國傢有這樣的技術，萬科選擇瞭NASA。其實也沒有想象中那麼難，萬科的任務書已經下瞭，大概3年以內，研究成果要從實驗室裡拿出來，但是要推廣到一線上去，可能要10年、20年，或許是30年。在我看來，這個技術是住宅產業化的升級版。
我們這些企業傢到底扮演瞭什麼角色？這個階層到底是什麼狀態？它到底要往哪裡去？我在自我身份認同上出現的焦慮，很典型地代表瞭中國工商階層對身份認同的困惑。
到瞭1978年，我大學畢業到廣州鐵路局工作，到深圳來施工。印象很深的是蛇口的中英一條街，冷冷清清的，中間有一個界碑，這邊是公安，對面是香港警察。還有，在深圳可以看香港電視節目，但是得偷偷摸摸的，在工地上看露天電視，公司政治指導員一來趕緊要換臺，看得很不爽。後來認識一個老鄉，周六就到老鄉傢裡看，一直看到早上兩點鐘沒有節目瞭為止。當時經常早上一起來，發現民工又少瞭一個，偷偷跑到香港瞭。
萬科的管理也是經過瞭很長時間的摸索、試錯，最後試出來的。中國文化的慣性非常強，在公司裡講血緣、地緣，喜歡用子弟兵、親戚，還喜歡拉幫結派，這些都是我非常討厭的。1980年代常常會遇到這些問題，有時候公司裡面兩個人鬥，有你沒我、有我沒你，我非常頭疼。後來我在公司制定瞭一些規則，比如說不用自己的親戚、重視制度、要透明等等。1999年我辭去公司總經理，想擺脫什麼事都親力親為的現象，要消除東方式的權威。其實也沒有受什麼刺激，也很簡單，東方的公司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一個領頭的人走瞭公司就要垮掉，而西方講制度，對個人依賴沒有那麼大。和蘋果同時期有個王安電腦，本來是很有潛力的，但是王安去世，這個公司就完瞭，而喬佈斯離開蘋果，蘋果起碼沒有垮。
我當時對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很多東西很失望，認為中國的公司要有出路，必須跟傳統文化決裂，擁抱西方的文明。但這些認識到現在又有所改變。我研究民國企業傢，發現我們這一代企業傢很多方面不如他們。比如我到無錫參觀梅園，它是民國著名企業傢榮德生先生修的，開始以為是他傢的花園，後來才知道當時就是為市民修建的。不僅如此，榮老先生還對當時的蘇、錫、滬經濟帶有過規劃(跟我們今天的規劃非常像)，對帶動一方經濟發展有很強的責任感和擔當。請問今天中國大陸的企業傢哪個做到他那個水平瞭？民國的企業傢繼承瞭傳統文化中非常好的一些東西，而我們基本上和傳統文化是割裂的，傳統文化中的很多好東西被我們忽略瞭。
年輕時我是個無線電愛好者，跑到北京、上海買各種零件，回來自己動手裝半導體收音機。在學校我的數學、物理成績一直很好，有一次上自習，數學老師發現我在玩，就給我出瞭道難題，他轉瞭一圈發現我還在玩，但一看我已經把題目做出來瞭，那是一道還沒有學過的高年級的題。
內容來自sina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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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創業時，我從骨子裡面是看不起商人的。我在自我身份認同上出現的焦慮，很典型地代表瞭中國工商階層對身份認同的困惑。企業傢自己尚且如此，整個社會對工商階層的身份、地位和作用就更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，會出現很多問題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，中國的企業傢階層經常會陷入被動的局面。在政商關系上，中國的企業傢總是弱者。這些問題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解決瞭，我們到現在還在掙紮。
以前我經常公開說我不喜歡做商人，也不喜歡做房地產。2000年，有一次鬱亮跟我談，說董事長你不喜歡就不喜歡，能不能不要再說瞭，你公開說你不喜歡，怎麼能讓萬科的團隊熱愛自己的工作呢？從此之後我就不再說瞭。我有個特點，喜歡不喜歡對我來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已經做這個瞭，而且是我自己的選擇，那就要做好。現在應該承認，喜歡不喜歡，即使都做好瞭，其實效果是不一樣的。我經歷瞭很長的一個過程，才開始喜歡地產這個行業。
但是我對中國的前景、企業傢的前景還是樂觀的。1991年我在國外待瞭1年之後回到萬科，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發表南方談話。當時我就打消瞭很多別的念頭，比如出國留學，準備踏踏實實地把萬科做好。因為從這件事我看到瞭中國對改革的寬容度，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瞭，廣闊天地大有所為。所以後來說"國進民退"之類的，我一點也不擔心，這些都是改革中常見的現象，是波浪式的向前推進。
在哈佛、在劍橋，都有教授對我現在的狀態感到吃驚，他們都問過我相同的問題。我是一個還在增長的、全球最大的地產公司董事長，居然可以如此自如地離開公司做研究，他們問，你是怎麼管理時間的，是怎麼管理公司的？我的這種方式在中國是很少見的，在西方的文化背景裡也是不可思議的。但是我並不是很得意，因為這是中國的環境給瞭我和萬科很大的機會。在西方很成熟的商業環境裡，競爭非常激烈，邊際效益很低；但是中國還在增長中，你稍微管理改善點就有回報，所以並不是萬科的管理比西方還好，是中國的高速增長給瞭我們機會。所以，中國的企業傢應該在中國大有所為。
我很享受在劍橋做研究的生活，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生活可以這麼自如。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古老的校園裡穿行，遠遠看見那棵蘋果樹，感覺和牛頓這樣的偉大的靈魂為伍。下午喜歡在咖啡店學習，看著夕陽在水面上慢慢落下，真的太美好瞭。在哈佛時，經常熬到凌晨三四點，才終於把作業做完瞭，真可怕，把一個難題做出來就會高興那麼一會兒；到瞭劍橋就不是苦苦掙紮瞭，晚上看書、做選的課題，做著做著就聽到鳥叫聲瞭，一看表，四點鐘瞭，覺得該休息一下，也能很快睡著，第二天精力充沛。這種感覺好像是自己已經有一腳踏進瞭自由王國。
口述_王石 采訪整理_本刊記者 黃秋麗 編輯_蕭三匝 攝影_鄧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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